大庸在大革命时期对红色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和功绩不容抹杀
作者 张万润
青山浩荡，长风万里，桑植、大庸两地英烈精神光耀千秋。
历史与昆仑同在，壮举与传奇共生。它就是一面镜子，谁也抹杀不了。大庸县即现在张家界市永定区，西部与桑植县山水相邻，桑、庸两县在大革命时期是贺龙元帅早期从事革命的起源地和主要活动地方；是湘鄂边（西）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策源地和重要地带；也是湘鄂川（渝）黔根据地的策源地和中心区域。
作者张万润（右1），桑植县红办主任王成均（左1），贺龙元帅胞妹贺满姑烈士孙子向国展（左2），公安部边防局卢敏大校（左3）在芭茅溪盐局遗址留影
近段时间，我看到《恩施日报》在2022年2月28日，刊登发表由作者为覃潇撰写的“红色战旗漫卷湘鄂”文章，文中表述：“湘鄂边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贺龙同志开创的。湘鄂边苏区以鹤峰为中心，包括湖南桑植，石门，慈利和湖北五峰，长阳等县，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表述，让我非常惊愕！贺龙元帅的家乡，这块红色根据地的源头一桑植中心的地位没有在列；在这块根据地上，为响应南昌起义，首次爆发革命武装起义，第一个成立湘鄂川（渝）黔省革命委员会，坚持了10年革命武装斗争（时间最长地方）的大庸，甚至被排除在外。几天时间，我又查看翻阅了湖南省张家界市党史正本，永定区的革命斗争史，湖北省鹤峰县党史正本。以及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大庸县覃氏族谱，湖南省教字垭乡志等许多重要文献资料，使我作为一名研究张家界红色历史、一名大庸人深感不安和痛苦。作者覃潇在文章里得出这样的结论，许是源于以下原因。
过来，由于历史的失误，几方面的认定错误。遂造成对大庸县(永定区)竹园坪覃辅臣烈士在百年红色史“湘鄂西(边)、湘鄂川(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没有得到应有、公正的评定。以致于大庸县(永定区)被排斥于“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之外，不属于其组成部分的一个县。
一、2008年12月，由中共张家界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张家界历史1921-1949》第一卷138-139页：“大庸县西教乡熊相熙，有枪300余支，是当地最大的地主武装，不仅掌握全乡政治经济特权，且利用宗族关系，盘根错节，控制着康屯，义安的一部分，巧取豪夺，为所欲为。特别是，由于10多年前覃辅臣任团防局长以及后任大庸县长时，为筑路挖了熊姓山场，向熊姓地主派了指名捐，从而结下仇怨。此后熊相熙筹族款办武装，与覃辅臣势不两立，年年械斗，仇恨不断加深。后来，为消灭对方，各奔靠山，覃辅臣投靠贺龙，熊相熙便投靠陈渠珍、何健，使族间械斗性质逐步演变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生死决斗。”
二、2009年5月，由中共鹤峰县委县人民政府史志办公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鹤峰县历史1919-1949》第一卷第53页：“接着，收编土著武装覃辅臣部300多人，编为红四军第二路军，覃辅臣任指挥，万涛为党代表。”
三、2022年2月编纂完成，由湖南省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的《永定区革命斗争史1921-1949》笫三章，笫二节022-023页中描述：“1923年11月，贺龙任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覃辅臣任旅参谋。1926年5月初，贺龙进驻沅陵，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覃辅臣任师参谋。1927年鄂城整编后，覃辅臣奉贺龙命回到教字垭，即以贺龙参谋名义招兵买马。在这过程中，覃辅臣自始至终是以贺龙参谋名义进行的。因而，教字垭起义的队伍是以贺龙名义组织的，是贺龙的一支亲兵”。
这三部书中，一是把覃辅臣与熊相熙之间的对立斗争描述成“覃姓与熊姓之间的族群械斗，后各找靠山而形成阶级斗争”；二是描述，把覃辅臣和他的队伍定性为介于匪与民之间的“土著武装”；三是多次描述“覃辅臣只是贺龙部队的参谋身份”，这样的表述，难免不让人深思，不解其意。
作者张万润（左1）与贺龙元帅胞妹贺满姑烈士孙子向国展在教字垭烈士迁葬入园仪式前合影留念
百年大庸红色史好不容易出的一个历史人物被人为的写歪了。上述这些表述是对覃辅臣和他所领导的红色革命部队错误认定，违背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对覃辅臣本人，以及跟随他的红军指战员们为红色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是极大的曲解和污蔑，严重影响了他们后代的生存和发展。
经查相关史料证实，以及贺龙1929年9月10日给中央的报告“该部指挥覃奏章(辅臣)与云卿(贺龙)关系最深。近来对本党的信仰亦尚深切”。覃辅臣自1916年3月底与贺龙“义结金兰”至其
